二〇二三年秋天，我在川北一个山里的小学见到老周。他五十八岁，教了三十年书，身份一直是代课老师。
学校只有三十七个学生，五个年级，三个老师。老周教四五年级的语文和数学，还兼着班主任、体育老师、食堂管理员。
他住的房子在学校后面，一间半，屋里一张床、一张桌、一个煤炉。桌上的东西很多，教材、作业本、一叠奖状，还有一个小收音机。
我问他，代课老师和正式老师差多少。
他说，工资差一半多。他一个月三千二，正式老师五千五。社保是按最低档交的，养老交得少。
他说，二〇〇六年有一次转正考试，他差八分。二〇一一年又有一次，他超龄了。
他说这两次的时候语气很淡，像是说别人的事。
我又问，那为什么一直教。
他说，一开始是因为没别的活。这个村子，九几年的时候不通车，最近的镇走路三个小时。村里的孩子要上学，得有人教。他高中毕业，是村里学历最高的。
后来是因为带出来的孩子。
他给我看了一本笔记本，是二〇〇四年开始记的，上面写着每个学生的名字、毕业年份、去了哪。三十年，一共记了两百七十九个。
我翻了几页。有的写着 "县中，后考川师大"，有的写着 "外出务工，在广东"，也有的只写了名字和 "初中未毕业"。
他指着一个名字说，这个娃现在是县医院的护士。又指一个说，这个在成都开货车。
他记得每个人。
我说，你怎么记得住这么多。
他说，天天看着他们长大，怎么会记不住。
我问他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。一个代课老师，工资少一半，没有编制，教了三十年，心里有没有不平衡。
他想了一下，说，有过。
他说，最不平衡的一次是二〇一三年。那年他教的一个学生考上了县中，家长请客，没请他。请了学校的正式老师。他说那个老师只教了那个孩子一年，他教了六年。
后来那个孩子的妈妈来学校，塞给他一袋核桃，说他不懂事，让她别往心里去。
他说，那袋核桃他吃了半个月。吃完就没再想了。
我又问他，现在这个学校还能开多久。
他说，不知道。今年一年级只有四个孩子。
他说，村里新生儿少了，年轻人都出去。再多几年，可能就合校了。合校以后，孩子要去镇上，坐车四十分钟。
我说，那时候你怎么办。
他说，退休。他说他算过了，代课老师的养老钱，一个月大概一千三。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看见他把桌上的奖状往一边挪了挪，让出一块地方放茶杯。
奖状有四张，年份是二〇〇九年、二〇一五年、二〇一九年、二〇二二年，都是 "优秀教师"，盖的章都是镇中心校的。
我问他，这些奖状有什么用。
他说，没用。但每年还是想拿。
离开的时候是下午四点，学生已经放学。操场上有几个孩子在打球，球是旧的，篮筐没有网。
老周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回屋去写第二天的备课。
我后来又去了一次，是第二年春天。
学校还在，一年级招了三个孩子。
老周说，这三个孩子里有两个是留守儿童，父母在广东。他说，一个孩子奶奶七十六了，每天走四十分钟送他来。
我问他，三个孩子的课怎么上。
他说，跟二年级一起上。他说，这叫复式教学，他刚教书那会儿就这么干。
他给我看他的备课本。一本一年，三十年攒了三十本，装在一个木箱子里。他说，最早那几本字很工整，后来的就潦草了。
我说，这些东西以后有人看吗。
他说，谁看啊。他说，这都是我自己用的。
我说，那你留着干什么。
他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不舍得扔。
我翻了一下最新的那本。里面每一课后面都写着几行小字，记录哪天哪个孩子没弄懂什么。比如 "三月十一日，小雨，周小军不会两位数除法，明天再讲一遍"。
这种记录，任何一份教研材料上都不会有。
我问他，三十年了，有没有一件事让你觉得这三十年是值的。
他想了一会儿。他说，有一年，一个学生从成都回来，带着他女儿来看我。那个学生说，老师，我女儿现在在县中，数学老是学不好，你帮她说几句。
他说，他就跟那孩子说了二十分钟。说了什么他自己都不记得了。
他说，那个学生走的时候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说了一句话：老师，你还在这个学校啊。
他说，那句话他记了很多年。
因为它不是一句客套。它是一个人回头看到自己的起点还在那里，才说得出来的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