墙上那个拆字是九月初喷上去的。红油漆，一个大大的圆圈把字圈在中间，像一只瞪着的眼睛。那天早上我出门上班，抬头看见它，愣了几秒，楼下小卖部的张叔探出头说，早看到了，贴通知都贴了仨月了。
我在这条巷子里住了二十年。
巷子叫槐树巷，其实已经看不见槐树了，最早那两棵老槐树在十年前的一场暴雨里被风刮倒，后来再也没人补种。巷子窄，两辆电瓶车错身都要减速，头顶上是密密麻麻的电线，像蜘蛛网。巷子两边是自建房，三四层不等，外墙贴的瓷砖掉了一半，露出里面的红砖。我住的那户在巷子中段，二楼，朝北，一个月房租八百，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每年九月来收一次，从不涨价。
接到通知的那天晚上，整条巷子像过年。有人在楼下摆啤酒摊，有人站在巷口抽烟，有人隔着窗户大声打电话。我下楼买烟，看见对门的老李坐在小马扎上，脚边是一个空啤酒瓶。他在这里住了二十五年，比我还久。他说他老婆当年就是在这栋楼里生的孩子，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。
最后一个月是奇怪的。
搬家公司进进出出，巷子里堆满了打包好的纸箱子、不要的旧家具、断了腿的桌子。小卖部的张叔最先撤，他在城西新开了一家分店，走之前给巷子里每个人塞了一包烟，说以后路过进去坐。理发店的小周跟房东结了账，把转椅搬上货车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剪了八年头发的那面镜子。三楼的阿婆走得最晚，她腿脚不好，儿子从老家过来接她，她在巷子里走了一圈又一圈，每家每户门口都站一会儿。
房东老太太来跟我道别那天，带了一袋自己蒸的馒头。她坐在我那张吱呀作响的折叠椅上，说她这一辈子就守着这一栋楼，收了二十年房租，看着一茬一茬的年轻人进来又出去。她说她知道我是谁，知道我是写东西的，知道我有时候半夜还亮着灯。她说到时候拆迁款下来，她跟着儿子去南方，这把老骨头，也该晒晒太阳了。
我没敢看她的眼睛。
最后一周，巷子里已经没几户人家了。白天安静得能听见隔壁楼里水管的声音，晚上更是黑灯瞎火。我把书一箱一箱地打包，翻出来很多东西：十年前的电影票根、第一份工作的工牌、前女友留下的一个马克杯、房东老太太某年春节塞给我的红包。我坐在地上，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看，看到半夜。
搬家前一天，我在巷子里走了一圈。墙上的拆字已经被雨水冲得有点模糊，红油漆顺着墙面往下淌，像一道干涸的血。我走到巷口，回头看了一眼这条我住了二十年的巷子。头顶的电线还是密密麻麻，两边的窗户还是黑的，远处传来挖掘机的声音。
我突然想起刚搬来那年，我二十三岁，背着一个登山包，从火车站坐公交过来。房东老太太站在巷口接我，说小伙子，就这一间，八百块，水电另算。我当时觉得八百块好贵。后来我换过三次工作，搬过五次家，但从来没离开过这条巷子。
走之前，我把这二十年的房租单子和邻里故事，都整理进了久存网快记事，巷子拆了，东西还在。哪一年涨了多少房租、张叔家的猫生了几窝、小周的理发店哪天开张、房东老太太哪年春节塞给我红包，一条一条，按日期排好。我知道这些东西以后大概不会再翻出来看，但我得留着。
搬家公司的货车停在巷口，师傅在楼下按喇叭。我最后看了一眼墙上那个拆字，关上门，把钥匙放在了门框上面——那是房东老太太二十年来一直放备用钥匙的地方。
下楼的时候，我没有回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