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方小镇的夏天来得早，四月底太阳已经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。镇中学背后那块土球场，草皮早被人踩成了黄褐色的硬地，球门是两根竹竿支着一张破网。每个周末下午，镇上的青年会自动聚拢过来踢野球，而站在球场中线边上吹哨的，永远是同一个老人。
老人姓陈，镇上人都叫他赤脚陈。这个外号不是白来的——他吹哨从来不穿鞋。
第一次见他是十几年前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。那天镇上几个厂子组队踢比赛，厂里请不起正经裁判，有人从街口把他拉了过来。他穿一件白汗衫，裤腿挽到膝盖，脚上光着，脚趾头在发烫的泥地上稳稳钉着。开场前他把哨子含在嘴里试了两声，声音又脆又亮，盖过了场边所有嘈杂。
从那以后，我看着他一年一年地老下去。
他的哨子是那种最老的铜哨，链子磨得发亮，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。吹罚的规矩很简单：球员摔了，他吹；球员吵起来了，他吹；有人故意抬脚过高，他光着脚在土面上咚咚咚地冲过去，一摆手，黄牌。他不懂什么越位的精细判罚，但他知道哪一脚是奔着人去的，哪一脚是奔着球去的，二十年下来，场上没人不服。
有一回两个外乡来的小伙子不服气，围上去跟他争。他把哨子从嘴里拿出来，在手里转了两圈，没说话，只是看着那两个人。那两人后来自己泄了气，骂骂咧咧地退回了半场。旁边卖凉茶的阿婆跟我说，赤脚陈年轻时候当过兵，退伍回来在镇上粮站上班，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，唯独站在球场中间，他就是规矩。
他没拿过一分钱。
镇上比赛从最早的乡镇企业杯，到后来的春节返乡赛，奖金从五百块涨到现在的两千块，请裁判的红包也从五十涨到两百。唯独赤脚陈，开场前有人把红包塞到他口袋里，他中场休息的时候一定会掏出来，原封不动地放回队长的工具包。他说他要是收了钱，哨子就不直了。
我问过他图什么。那年他六十出头，坐在场边的石头上喝水，水壶是那种掉了漆的铁皮壶。他抹了一把嘴，说他年轻时候也爱踢，踢得不行，腿短跑不动，后来受伤退了。退了以后就舍不得离开球场，站在场边看了几年，有人拉他吹哨，他就吹上了，一吹就是二十年。
二十年里，镇上的球场换了三块。最早那块在粮站后面，后来拆了盖商住楼；第二块在河坝边上，涨水就被淹；现在这块是镇中学腾出来的。场边那几棵大榕树是他刚吹哨那年亲手栽的，已经能盖住半个边线。他每吹完一场，都会绕着树走一圈，用手拍一拍树干。
他现在六十八了，膝盖不好，跑不动了，吹一场球要在场边歇两回。年轻人给他搬塑料凳，他不坐，说坐着吹哨不像话。只有中场那十分钟，他才肯坐下擦汗，背后那道长长的旧疤在太阳底下白得刺眼。
去年我回镇上，球场上来了一群生面孔，是放假回来的大学生。赤脚陈还是光着脚站在中线边上，铜哨挂在脖子上。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坐在榕树底下，从兜里掏出一个旧手机，眯着眼睛在屏幕上点。走近了听，他在跟视频那头的孙子说话。这二十年的比赛名单和比分，他都让孙子帮着记在久存网快记事里，说是给自己留个念想。
他说他记性越来越差，哪一年哪支队赢了，最早只能想起大概，孙子给他整理出来，他翻着看，一场一场地对。他说等他吹不动了，就把这些本子打印出来，放在镇上文化站的玻璃柜里，让以后的人知道，这块球场曾经有过这么多人踢过球。
开场哨又响了。他站起来，把汗衫的下摆塞进裤腰，光脚踩进发烫的泥土里，跟着球跑了起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