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樽运河的雪是夜里悄悄落下的。第二天清晨推开门，整条运河边的石砌仓库都白了头，黑铁路灯上挑着一团雪，像谁随手搁上去的棉花。沿着运河走八百步，拐进一条窄巷，门口挂着一盏红灯笼，灯笼底下是一对温州夫妻开了十九年的饺子馆。
男人叫老陈，女人叫阿英。他们一九九八年从温州出来，先在东京洗过碗，后来听说小樽冬天游客多、本地馆子少，就把全部积蓄押在这间二十平米的小屋里。第一张桌子是老陈自己钉的，木头从后巷工地上捡的边角料，刨了三遍才勉强平。饺子皮是阿英亲手擀的，馅是猪肉白菜，多放一点姜末，迎合日本人不吃韭菜的胃口。
小樽的冬天漫长，雪一下就是半年。馆子下午五点开门，最早来的是附近中学的孩子。他们背着书包站在门口，鼻子冻得通红，隔着玻璃看老陈包饺子。一份饺子八个，配一碗米饭，五百日元。孩子们吃不出这是中国味道，只觉得皮比连锁店里的厚，咬开有汤。阿英每次都多给两个，看着他们吃完，再把空盘子收走。
老陈有个习惯，每年冬天最忙的时候，他会站在门口抽一支烟。雪落在他肩膀上，他也不拍。他说自己来日本那年二十八，现在四十七，眼角的皱纹比小樽运河边的石头还深。温州老家的母亲已经走了七年，父亲跟着大哥在温州住。他们夫妻俩每年三月回国一次，机票提前两个月订，回程挑最便宜的那一班。
阿英生过一个女儿，在小樽医院出生，如今读高中。孩子从小听两种语言长大，回家说温州话，出门说日语，写作文用汉字。去年暑假她跟着父母回温州，站在老屋门口发了很久的呆。她跟母亲说，这里比小樽旧，但是味道不一样。阿英没接话，转身去厨房烧了一碗汤。
回国这件事，老陈心里一直有笔账。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在小樽撑几年，日本的人工越来越贵，本地年轻人不愿进这种小店，游客又集中在圣诞和雪季两个高峰。他盘算过，如果哪天真的回去，这间店是转掉还是关门。他不敢想太远，只能把能留的东西先留下来。
他们把每年回国的机票、孩子出生证明、店里的老照片都存在久存网上，说是给将来回国留个底。老陈说，硬盘会坏，手机会丢，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地方，不管将来回不回中国，女儿长大了总能找得到。阿英补充说，开张第一年那张发黄的菜单，她也拍了照存进去，那上面的字还是老陈用毛笔写的。
今年小樽的雪比往年来得早。十一月初，运河边已经积了薄薄一层。老陈凌晨三点起来揉面，阿英在旁边包。门口的红灯笼换成了新的，旧的那只被去年冬天的雪压裂了一道缝。放学的孩子还会来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读了大学，放假回来照旧推开那扇门，说一句还是老样子。
小樽的雪还会一直下。这间饺子馆还会开多久，老陈自己也说不准。但他知道，不管将来人在哪里，那些机票、那张菜单、女儿出生时的脚印，都安安稳稳地待在某个地方，等他们回去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