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寅时,天还没亮,江南贡院的号舍区外已经排起了长队。考生们挎着考篮,篮里装着干粮、油布、墨锭、毛笔,还有铺盖卷。谢延年站在队伍中间,怀里那张科考文书被手心的汗浸得发软。他是光绪年间江南的一个秀才,今年二十九,第三次参加乡试。
乡试每三年一次,考三场,每场三天两夜。考中了叫举人,举人的下一站是京城会试。谢延年已经在秀才这个身份上耗了十一年。
进场前要搜检。差役把考篮翻开,馒头掰开看看有没有夹带,鞋底捏一捏有没有藏字,连头发都要解开检查。这是怕考生把小抄缝在衣服里。谢延年被两个差役从头到脚摸了一遍,倒不是因为他可疑,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。他听见前面一个老考生因为棉袄里缝了纸条,被当场革去功名,轰出贡院。
分到的号舍在丙字卷第七十二号。说是号舍,其实就是两堵墙夹出来的一块地方,宽三尺,深四尺,站起来头顶差一点碰着上梁。里面放两块木板,白天当桌子和凳子,晚上拼起来当床。谢延年一米七的个子,躺下腿伸不直,只能蜷着。第一场考经义,题目出自《论语》,他要在三天里写出三篇八股文加一首试帖诗。
头一天还好,精神足,墨也新。他带了六块馒头,一罐咸菜,一小包红糖。上午写完第一篇,下午接着第二篇。号舍之间不隔音,隔壁考生咳嗽一声、翻个卷子,这边都听得见。到了夜里,江南十一月的风从号舍的缝隙里灌进来,他把油布披在身上,蜷在那块拼起来的木板上。馒头已经凉透了,啃一口,掉一身渣。
最难的不是冷,是闷。考生不能出号舍,不能和隔壁说话,连方便都在号舍角落的一个木桶里。第二天午后,谢延年开始拉肚子——馒头是发了霉的,他舍不得扔。隔壁那个老考生更惨,第二天半夜发起了高烧,差役过来量了体温,给了一碗姜汤,让他自己撑着。撑不住的,可以交卷出场,但这一科就算白考了。
第三天午后,主考官宣布收卷。谢延年把三篇八股文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,在卷子末尾写上自己的姓名、籍贯、三代履历。然后差役把卷子收上去,统一糊名——把写着名字的那一页折起来,用纸糊住,让阅卷官看不到考生是谁。这是防止考官舞弊的规矩。
走出贡院的时候,谢延年的腿是麻的,眼睛被三天的油灯熏得通红。他不知道自己中没中。放榜要等一个月。那一个月里,他每天去贡院门口的茶铺坐着,听消息。发榜那天,他在榜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——第一百三十七名,举人。
他蹲在榜单底下,哭了很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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