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代大同观念的兴起，除了对《礼运》“大同”章内化的灵活运用外，众多注解是其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康有为为建构孔教，最早将《礼运》从《礼记》中抽出作注，建构出基于“平等公同”的世界主义大同。张国华在近代最早公开发表“大同”章注，借助孔子权威来宣传其基于“无不同”的无政府主义大同。刘仁航则建构了兼重物质与精神的大同，将孔子的大同定位为古大同学。而吴稚晖在运用“大同”章解释和宣传三民主义的同时，由于观察到当时政党已沦为谋私的工具，着力阐发无政府主义大同中人民的精神状况。这些对“大同”章的多元阐释，固得益于文本提供的巨大可解释空间，而近代知识分子身处的社会政治局势则是其现实化的动力。这种多元阐释的背后，集结着近代对大同的共识：面向全世界，坚信社会进步的乐观信念，重视物质科技发展，以及未来社会应符合价值追求。尽管这些诠释有很多可批评之处，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，型塑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大同观念。
